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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南方无穷而有穷亦复如此：动态地看南方，南方通向无穷远处(在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中大地没有边际)，但在这动态的南方中，每一处南方又都可谓之更南方的某处的北方。

中国有没有哲学，这问题甚易澄清。问国家以何衰？曰元气不复。

他说：了解系统，西方哲学最好，中国人，东方人这方面差，中国人不会造系统，佛教还可以有系统，中国本土的思想多是零零碎碎的，这里一句话，那里一句话，所以要了解系统，先读逻辑，然后读数学，然后读科学，然后读哲学系统。对于这些范畴和命题，唯物认知范式都进行了哲学的解释。④薄忠信：《阴阳探微》，《锦州师院学报》1992年第3期。(19)张岱年：《张岱年全集》(第四卷)，第81-85页。五是方法论，主张研究宇宙观问题应该从观察现象开始，然后逐渐达到对于本体的认识。

西洋哲学，大概属前者。同理，哲学作为一门学科，中国或许过去没有这个名称，但关于哲学问题的探索与思考是客观存在的，也就是说，中国当然有它的哲学。[22] 韩愈也讲：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。

2、适宜性原则 当然，仅有正当性原则是不够的，博爱的实现还需要适宜性原则，因为即便是同样的仁爱情感，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实现方式也是不同的。这种情况由来已久，始于近代。（二）义：正当与适宜 上述博爱精神并非空洞虚浮的东西，而是社会正义的情感渊源，也是道德建构、制度建构的精神基础。[13] 孔子将其得意弟子分为三种境界，自爱是其最高境界：子路入。

但是，仁爱导致利益冲突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。[12] 参见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关于爱无差等的论辩。

[①]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。儒家对制度规范之礼的认识有两个层面： 1、礼的普遍正当性。这固然有现实的社会背景，即近代以来国际竞争中的国族（nation）生存危机与社会转型动荡中的个人生存危机。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[⑨]。

按照儒学原理、特别是孟子仁→义→礼的理论逻辑，这就需要弘扬仁爱、博爱的精神，顺应社会生活的现代转型，根据正当性原则、适宜性原则，建构真正充分的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及其道德规范。[22]《礼记·中庸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。而在涉及他人权利的公共领域，我们必须实行一体之仁、博爱。所谓礼，在儒家话语中，乃泛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，其中包括伦理道德的规范、法律的制度。

这是因为：儒家所讲的仁爱不仅有差等之爱的一面，而且有一体之仁的一面。用孟子的话来讲，人类的道德不过仁义而已[⑥]。

[②] 真正的问题乃是：新文化运动以来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突破了前现代的道德体系，却没有真正建立起现代性的道德体系。自此以后，生存竞争（survival competition）或生存斗争（struggle for existence）竟成为了普遍接受的人生哲学，乃至走向极端，为趋利避害而不择手段地唯利是图。

仁就是爱，故称仁爱：仁者爱人[⑩]。这就是说，市场道德并不限于市场领域、经济领域，而是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道德。[13] 扬雄：《法言·君子》，韩敬译注，中华书局2012年版。例如同样是爱民的情感，在宗法家族社会是君主的爱民如子，而在现代社会则应当是一视同仁，即一切人同等地爱一切人。[21] 孟子所说的居仁由义，即从仁爱、博爱的精神出发，才能走上正当的道路。[11]《论语·颜渊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。

荀子本人尽管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一点，但按其理论的逻辑，这个结论乃是显而易见的：假设甲爱A而欲利之，其利益对象是X。[②] 参见黄玉顺：《孔子怎样解构道德——儒家道德哲学纲要》，《学术界》2015年第11期。

没有这种自由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行为，也就不可能有市场道德、现代道德，所以市场本质上是自由市场。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天演论，本质上是一种动物哲学或禽兽伦理学，即把生物界的某种规律移植到人类社会中来，用以解释人类行为，甚至充当了道德的基础。

当然，真正的自由并非那种被污名化的为所欲为的自由，因为自我的自由必定以他人的自由权利为边界，否则自我的自由也不可能得到保障。这种互害现象也出现在其他的商品生产领域，诸如假药、假疫苗、甲醛致癌服装、豆腐渣建筑工程……人们生产有害商品，自己不使用，而提供给别人使用。

但是，我们也必须追问：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样的道德？是前现代社会的道德，还是现代性的道德？必须指出：中国人正在致力于现代化，中国社会正在走向现代性，因此，我们需要的不是恢复前现代的旧道德，而是建构现代性的新道德。[④] 赫胥黎：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。确实，在互害现象中，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对他人的利益、乃至生命的冷漠、麻木。别人也都如法炮制，结果是大家互相毒害。

故制礼义以分之，以养人之欲，给人之求[27]。[15] 但差等之爱往往会导致利益冲突。

尽管其中也有前现代的宗法社会、家族社会的那种差等之爱的亲情，但绝没有现代性的一体之仁的博爱。这种互害现象甚至并不限于商品生产领域，乃至媒体出现了一系列新名词，诸如互害型社会、同归于尽型模式等。

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[③] 韩愈：《原道》，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，马其昶校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

儒家之义实质上有两条正义原则： 1、正当性原则 孟子指出：居仁由义……仁，人之安宅也。因此，没有市场经济，就没有市场道德，也就没有现代道德。在此意义上，儒学在三个层面上有可能疗救互害之病。那么，市场道德、现代道德具有怎样的内涵？所谓道德，其实就是人们对社会行为规范、即所谓伦理的遵循并认同。

[14] 由此出发，才有：君子之于物也，爱之而弗仁。荀子本人尽管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一点，但按其理论的逻辑，这个结论乃是显而易见的：假设甲爱A而欲利之，其利益对象是X。

（一）仁：自爱与博爱 首先是仁：仁也者，人也[⑧]。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则是：也正是仁爱才能解决利益冲突问题。

为此，孔子提出了礼有损益的思想，指出：夏商周三代之礼是不同的，将来百代之礼也必将是不同的。如果没有相应的权利，人们就会理所当然地不负责任，也就没有市场道德、现代道德可言。